道三、郑益瑞等人的率领下，蜂拥向衙门冲去。群情激愤的人们高举着鸟枪、长矛、大刀、铁叉、锄头、木棍，有人把平时供在厅堂里的祖传宝剑也拿了出来。赵秉甲闻讯，吓得屁滚尿流，赶紧逃走。起义军占领郡衙后，惩办贪官污吏，烧毁地契、奴婢卖身契，释放狱中百姓，打开仓库，把非法强征来的水税米退还给农民。但这次暴动之后十多天起义农民就作鸟兽散。之后的古阜郡守朴源明和政府派来处理“民乱”的按核使李容泰对待农民更加苛暴，“一郡居民，痛入骨髓” ，议政府给国王的报告中也称自李容泰到任后，情况不但没有好转，而且”乱民情迹，去益叵测矣”。

于是全琫准等人又于1894年4月25日（阴历三月二十日）率领农民起义，占领白山，以其为大本营。起义军捣毁官衙，开仓济民，并于4月30日（阴历三月二十五日）在白山举行大会，提出了“弗杀人，弗伤物”、“忠孝双全，济世安民”、“逐灭倭夷，澄清圣道”、“驱兵入京，尽灭权贵”等四大纲领，还在檄文中表示要“拯百姓于涂炭，奠国基于磐石；内斩贪虐之官吏，外逐横暴之强敌”，史称“白山倡义”。 东学起义军的主张赢得百姓们的支持，沿途参加东学军的农民越来越多，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13000多人，武器也大有改善。不久，全琫准被推举为总大将，自称“绿豆将军”，金德明为军师，两个大将孙华仲与金开南各领一军，兵锋直指全罗道首府全州。

东学军纪律异常严明，规定不准吸烟，不得奸淫妇女，不能损坏农田，违者严厉惩处，对于两班、吏胥、地主、土豪则十分严厉。当时日本东京《国民新闻》的报导中曾援引旅朝日本人的这样一段话：“东学党军纪律之严正，实在令人佩服而外，无话可说。如有一个兵士夺了良民的财产或奸淫了妇女，立即捕来，当众数说他的罪恶，处以死刑，警戒全军。所以队伍经常齐整，服从命令。犹如我所说的听来或似过誉，实际情形确是如此。地方人民一则（对官军）畏如蛇蝎，一则（对义军）爱如父母，其间相去实如天渊。” 11 一位对东学军持敌意的文人写道：“贼（指东学军）所至，毁廨宇、烧文簿、劫军器、掠官财。守宰虽见获，不辄杀，而拘锁戮辱之。亦不杀吏胥，而施棍杖、周牢、股钗之刑。民间则索饭、索草鞋而已，不掠妇女财物，从者日众。” 可见东学军的军纪确实非常严明。

1894年5月7日，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派250名全罗监营兵和1000多名雇佣的褓负商进攻白山，企图将起义扼杀在摇篮中。东学军在全琫准的指挥下成功击退了官军，迫使其退守全州城。

面对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，朝鲜政府无力镇压。根据兵曹判书闵泳骏的建议，国王高宗一面急忙向宗主国清朝求援，于是清政府派遣叶志超和聂士成率2000将士于1894年6月8日左右陆续在忠清道牙山登陆，准备镇压东学党起义；一面将金文铉、赵秉甲、李容泰等人革职查办，任命严世永为三南廉察使，金鹤镇为全罗道观察使，向东学军求和。

东学军领袖全琫准等人鉴于继续对抗会引起外国武装干涉，便放弃了“驱兵入京”的计划，同意和朝鲜政府谈判，“相议官民相和之策”。 严世永、洪启薰等人被迫答应东学军提出的12条改革方案，其中包括严惩贪婪暴虐的官吏、两班和富豪，取消封建等级制度，废除苛捐杂税和公私债务，废除奴婢和贱民制度，严惩私通日本者，平均分配土地等，史称全州和议。 15 同时，政府还“许置执纲于各郡”。

6月11日，东学军撤出全州。东学军在其控制区内的53个郡县建立执纲所，作为自己的政权机构，以贯彻执行全州和议的12项改革方案，管理当地一切事务。史载“ 于是东徒割据各邑，设执纲所于公廨，置书记、省察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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